党国英：家庭的产生与颠覆

作者简介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0年第2期（总第2辑）。

全文3849字，阅读约需8分钟

家庭的产生与颠覆

两性资源不同，各有利益均衡。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男人找情人这件事上是不起作用的。男女之间的性交易等本来是不需要长期契约的，但由于财产关系的介入，短期契约变成了长期契约。法律、道德是支持长期契约的，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男女之间的交易越来越不需要长期契约的形式。

我赞成“经济学帝国主义”，只要它开明——不要以为帝国主义就一定不开明。出于个人偏好，我喜欢理性思考，而厌恶那种个人价值观的呻吟和靠不住的个人感情宣泄——我指的是文字方面的。而这方面的文字垃圾在家庭问题议论中最为多见。

的确，关于男人与女人，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却鲜有理性主义置于其中。差不多人人都置身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之中，而差不多人人都在这种关系中有不同的利益函数，人人不能超脱这种关系，但这样就使得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实质不大容易看清楚了。

我希望彻底地对家庭问题方面的文字垃圾来一个大扫荡。扫荡的武器由类似贝克尔这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侵略者”提供。关于家庭的话题，似乎叫贝克尔给说尽了。

俗话说得好：“大狗叫，小狗也要叫。”我也喜欢叫。以下议论如果来自贝克尔，我会特别注明，不敢掠贝克尔的叫声之美。

两性资源不同，各有利益均衡。

男人与女人的天赋资源不同，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角色，而社会角色一且确定，便由于“路径依赖”规律，他们益发按照定的模式给自己定位，变得难以自拔。

男人与女人的天赋资源差异，一定与物种进化的自然选择有关。器官的分工有利于生物组织的生存，所以，生育子女一事由男女各自承担专业化的任务，算是造物主的英明。

女人十月怀胎，十月母乳喂养。这样就把觅食的艰难任务交给了男人，男人必须嘉梧有力，体格健壮。觅食不易，要应付复杂的环境，这样便把男子的大脑锻炼出来了。

但不要以为男人占尽了风光。觅食的任务使他们承担巨大风险，他们的生命相对短促。更有甚者，男女之间在子女养育中的自然本性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男人不易终有所养。

虽然女人更易终有所养，但也有不利之处。妇女因为承担了生育孩子的任务，户外活动甚少，有更多的机会吸入室内的霉菌孢子（可引起人的幻觉的微生物繁殖体）；体格不容易健壮，性格不容易开朗。

长此以往，这种基于男女自然原因造成的差异被固定为文化，甚至改变了女子的遗传基因，最后铸就了一种不利于女子的分工结构。

母系社会是非定居的社会，女子的室内时间可能要少一些，因此体格要比现在健壮。到了定居时代，女人进了房子，就发生向题了。女人的生存能力下降以后，可能会产生对男子的依附性。

女人在婚姻上处于不利地位，根本原因是她们在财产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财产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又是因为现实社会的风险造成的。女子天然不适合冒风险，这是一种自然分工的结果。

所以男子的利润，是一种风险收益。男子的死亡率高，平均寿命短，是风险存在的一种证明。女子出让了社会权利，换来生活的稳定。在泰坦尼克号轮船下沉之际，男子把生存希望留给女子，这原本是女子与男子之间经过文化包装的社会契约，遵守这个契约，就得到一种尊敬。

这个契约基于男子与女子的天然禀赋的差异，所以是有利于社会的契约，其中包含着明显的社会功利意义。

经济学上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好像在男人找情人这件事上，这个规律不显示作用，因为至少部分男子的态度是“多多益善”。其实，那个规律并没有违反。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指的是连续消费同一种物品时，物品的新增部分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增量是下降的。

贝克尔早已拿经济学的方法侵入了生物学领域。他的《家庭经济分析）的第9章专门分析了非人类的动物家庭。我相信贝克尔理论的解释能力。记得文化人类学上曾对族内婚姻向族外婚姻转变的原因有争议。

循着贝克尔的方法，我以为，族内的性交易会增大家族内部的摩擦，削弱家族的战斗力，社会选择便会淘汰在族内进行性交易的家族，而把生存机会留给了族外性交易的家族。这是题外话。

家庭组织为什么由潜在的短期契约变成了现实的长期契约？

家庭本来是男子和女子订立的一种契约，这种契约可长可短，究竟长还是短，要看具体条件。

在家庭内部，两性之间至少有三种交易：

第一种是纯粹的性交易，第二种是在养有后代这件事上的交易，第三种则是养育子女之外的其他生活方面中的协作。

这些交易在本质上并不都需要长期契约，长期交易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程度有关。

说起来，贝克尔也谈到契约问题，但他认为只要男女之间存在专门化投资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就会产生“长期契约”，两者在这种契约中都将获得增益。我以为他在这里有些草率。应该将契约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

由上述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别因素决定的契约是短期的，大约是三四年时间。有了社会性因素特别是财产因素的干扰，短期契约就会转变为长期契约。

在养育后代这件事上的交易非女子与男子莫属。在这种交易中，双方的贡献极难计量，极难监督，所以交易成本很高。家庭的组成就是要降低这种交易成本。不过，如果没有财产关系的介入，这种交易在本质上仍然不需要长期契约。

在亲子鉴定技术未发现之前，男女双方所生后代的父亲几乎不能搞清楚，所以需要一种家庭长期契约来固定父与子的关系。既然是长期契约，便需要严肃地加以“公证”，于是，人们发明了“婚礼”。

婚礼是长期契约签订的一种仪式，这种仪式的核心内容是“广而告之”：男子告诉世人那女子是我的妻，你们不可染指。这个广告成本是省不了的，否则长期契约就不牢靠了。

当然，这种长期契约仅仅靠一次广告是不能维持的，人们便运用了另一种文化包装一一道德来起一种约束作用。这种道德便是遣责一切“红杏出墙”行为。道德不过是人们的一种行为约定，目的是为了降低社会生活的风险。

在旧时代，后代身世的真伪关系到财产安全大事，最需要降低风险，所以，道德的压力就在这方面格外显著。人们歌颂“从一而终”的道规范，并给以文化艺术的包装，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财产关系。

但是，财产关系的文化艺术包装旦形成，就取得了独立的形式，人们甚至把它的内容忘于脑后了。从此，“孟姜女”“窦娥”“林黛玉”等故事令善男信女们长哭当歌，甚至那些“把别人的故事讲给别人听”的作家们干脆宜称：“爱情是文学艺术的水恒主题”！

至于养育子女之外的其他生活方面中的协作，也不需要长期契约。男子与女子之间的天赋资源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生活协作中可以实现“双赢”的交易。

基于自然差别而产生的男女之间在生活中的协作，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文化包装，仍不需要长期的家庭契约来固定，长期契约的出现还是由财产关系来确定的。

法律、道德和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两性交易？

毕竟家庭组织的长期契约是财产关系带来的，而性交易的天然属性并不需要长期契约，所以，人们总要想一些办法来挣脱财产关系的束缚，但法律和道德是站在财产关系一边的，是支持长期契约的，于是，人类社会在这方面便有了延绵不断的冲突。

由于工业杜会的产生，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婚姻的长期契约的性质赖以成立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第一，养育后代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养育后代有三大功能：是养儿防老；二是解闷消遣（贝克尔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娱乐功能）；三是宗教感情的需要——自己去了“彼岸世界”，给“此岸世界”留一个自己的复制品，兴许可以减少在彼岸世界的风险。

这第三种意义不能证明，所以我把它称为一种宗教感情。第一种功能由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而大大减退了。

这当然意味着财产关系的变化，人们不再是为了未来而牺牲眼前的消费，而更多的是为了眼前的消费而预支未来的收入，真正的“自我”意识强化了第二种功能也降低了。

当今时代，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人们的休闲时间增多了，为此人们开发了许多娱乐项目，其中包括宠物的喂养。

围绕宠物甚至发展起来一个庞大的产业，从宠物的繁育到丧葬，有一条龙服务。这些新的娱乐项目的成本要比养育子女便宜得多。宗教感情也受到极大冲击。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在不断发生变化，维持宗教感情的“底线”在退缩。我们仍然在敬畏生命，而科学也仍然不能证明“彼岸世界”是否存在（宗教也不能证明）——这是宗教存在的最后的底线。

在子女身上的宗教感情在主流社会里恐怕没有踪迹了。所有这些变化，当然在瓦解着两性之间的长期契约，为长期契约服务的道德也跟着在被瓦解。

于是，诸如“试婚”“婚前财产公证”“非婚同居”以及婚外情就发展起来了，这都属于两性之间短期的性交易契约，或者是为长期契约的解除而进行的技术准备。

亲子鉴定技术发明以后，在养育后代这件事上对女子的交易风险大大降低了。女子以及她所生的孩子都很容易找到该承担责任的男子。亲子鉴定技术的应用，是家庭关系史上的一场革命。

这种技术降低了男子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女子的风险。在法律的帮助之下，不论女子是否在家庭之中，也不论女子所孕孩子的父亲在哪个温情港湾享受生活，他做父亲的义务是很难逃脱得了的，除非当事男女之间有过特殊约定。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下，保护妇女、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一定很容易获得通过。

有了亲子鉴定技术，一方面男子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女子对男子的讹诈。这样的变化当然减低了家庭的意义，也就是说，男女之间的交易越来越不需要家庭这种两性之间长期契约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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